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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

 
 
 

日志

 
 

经济学能帮多大忙?  

2006-01-27 00:58:29|  分类: 经济学与经济学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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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能帮多大忙?

薛兆丰
2000年10月23日

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数贫寒而有大志,为国读书的使命感自幼就生根发芽。我十年前接触波普尔和弗里德曼的书籍并开始用功,原因也少不了这一点。但是,我越读就越失望。

为什么?因为胡说八道的“经济学家”太多,有寡不敌众的感觉吗?不是的。胡说八道的人的确多,什么洪水有利第几产业,什么要靠花钱来恢复信心,什么最低工资制度能够保障穷人,什么扶持这个倾斜那个,什么中国底子薄所以不能搞自由贸易,什么餐厅设定最低消费是欺负顾客,什么反倾销、反暴利、反勾结……的确寡不敌众。

但这根本不重要!反过来,即使这个社会人人都有弗里德曼、阿尔钦、科斯、张五常一样的经济学见识,对经济的繁荣也于事无补!

对“知识救国”的失望,是因为我越来越意识到,老同学尹忠东的话是对的——大学时他就多次提醒我:人的思想和行为是两回事,人的思想可以有很大的差别,但他们的行动都是一样的。

去买麦当劳,你很想守秩序排队,还想隔得很开,不要身贴身——身贴身完全没必要。但如果是那样,你就一直远远站着吧。所有人都以为你只是在等人。

排队的好处他们不懂吗?可能不懂,但即使懂,正如你自己,也照样得挤进去。不挤不得食。你和他们的思想境界或许有巨大的差异,但身历其境,你的行动跟他们的都是一样的。你或许曾经迟疑,那你就已经吃亏。

相信每位读者都遇到过——或者自己就是——曾经誓言要抵制“日货”或“美货”的人。我跟他们争个面红耳赤,结果还是水火不容。但行动上呢?他们的“刻意牺牲”其实很小,只不过是买诺基亚手机和NEC手机的差别而已。如果为了帮助他们更彻底地履行他们的誓言,好意告诉他们,其实诺基亚也采用了日本人的技术,而NEC其实是在中国组装的,电话公司里的芯片都是美国货,山水音响其实是香港的资金,《还珠格格》是用日本机器拍摄剪辑的,他们就会觉得我在抬杠。

说,可以有很多套;做,则只有一套。思想上,大家可以天马行空,各执己见,乱说一通,然后一口咬定——不要紧,没代价。但是,如果付诸行动,则要承受实实在在的损失。口头上我们势必要跟对手过不去,但行动上我们很难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结果,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可观察的人的行为都是非常相近的,至少相比他们内心想法的差异而言,确是如此。正因如是,思想上的伪劣商品,比实物世界的伪劣商品多得多!

谁也没见过哪个实战的商业经理手头上有一张“边际成本曲线和价格曲线相交图”。更确切地说,从来没有人掌握生活和商业中的“边际”数据——甚至可能连自以为掌握的人都没有。这是因为,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从来不会用“边际”的概念去思考,就像人们在走路的时候不会思索着重力定律,吞咽的时候默念消化酶的作用原理一样。

我们永远不知道为什么李嘉诚那么做就会获得成功。说“不知道”,那是因为很多失败的人也是那么做的。有人想模仿巴菲特(Warren Buffet)的成功经验,但无数失败的人也是那么做的,而另外很多不那么做的人却也同样取得了成功。

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宽容地接受了赵四小姐。我们不知道她如何能够做到那一步,是聪明,是开通,是愚忠,是屈从?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只有那样,三人才能继续和睦共处。

贫穷的农村家庭为什么要多生男丁?是聪明,是愚昧,是迷信,是传统?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那样的条件下,子女是储蓄和投资的主要途径,只有男丁多的家庭,日子才更容易支撑,父母晚年才更有保障。至于这些不懂经济学的农民为什么会发现并坚持这个选择,我们不知道。

应该开诚布公地告诉读者:经济学不知道怎样把一个人训练成为成功的商人。要成功,那么运气、努力和经验就缺一不可,但是,经济学没有能力逐一掂量这些因素、逐一对这些因素论功行赏。经济学只是指出一个企业要符合什么条件才更有机会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但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点,经济学就束手无策,无言以答了。

经济学是解释人的行为的经验科学。它解释的对象是可观察的人的行为,而不是不可观察的动机、愿望、理想、观点和感受。经济学只是解释——也仅能解释——人们“做了什么”,而无法解释人们“怎么会这么做了”。

这类似于:我们知道做学问应该具有想象力,但怎样才能具备想象力,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知道有些小孩子营养不良,但怎样才能让他吸收营养,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知道有些国家的法制薄弱,但如何健全法制,就是另一回事了。

一个在大学教书的经济学教授的言论,与他如果担任海关关长或国土局局长时的行为,是有很大不同的。孰好孰坏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目的,我们只是指出,人们的行为依赖于他所处的约束条件,而与他的或许五花八门的观念和理想没有多大的关系。

坏的经济政策为什么会施行?这往往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人们角逐自身利益的结果。他们要那样做,才去寻找自圆其说的理由,而不是他们先找到合理的理论后,才根据这个理论来行事。我们常常会颠倒了因果前后。二战后,是英国政府想花钱,才选择了凯恩斯,而不是有了凯恩斯,才说服了政府去花钱。不是搞贸易壁垒的人不懂经济学原理才搞贸易壁垒,而是他们为了生计必须建筑贸易壁垒,才选中了那些200年前就被彻底驳倒的理论和至今一知半解的经济学者。不是李嘉诚精通了经济学才发财,而是他发了财后,经济学家才出来说:“那就是发财,像他那样就能发财。”

弗里德曼雄辩滔滔,获诺贝尔奖,著书立说,还请来“未来战士”施瓦辛格和总统里根等助阵,拍摄电视连续剧《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如日中天,但美国听了他多少?

撒切尔夫人曾经每个星期到沃特思(Alan Walters)家中补习经济学,就任首相后更请他做了私人顾问,那么英国的福利主义今天又改观了多少?

东欧和苏联变革后,不少西方经济学家纷纷出谋献策。即使这些策略都是正确的,但那也不比建议营养不良的饥民要补充营养强多少。人在江湖,知易行难!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懂得牛顿定律,但这一知识除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外,并没有对我们的个人生活产生多大的帮助。我们走路尚没有跌倒,我们抛起儿子尚不会忘记接住,恐怕都不能归功于对牛顿定律的认识。是的,牛顿定律在工程技术方面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但那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可供反复试验的缘故。

但经济学却没有那么幸运。经济分析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智力上的乐趣,我们一旦掌握了经济分析的基本原理,我们就能像走路、骑车、游泳、说话一样自然地运用,用来理解耳闻目睹的现象,但我们个人人生道路上的顺流逆流,却似乎有着它本来的走向。

另一方面,人们并不能像做物理试验那样廉价地在社会中做经济学试验。一项政策的成败,往往不取决于它理论上是否成立,而只能取决于企业家、政治家、贩夫与走卒、忠臣和叛徒、警察与小偷、道德家和黑社会的共同博弈。

经济学能帮多大忙?经济学确实提高了个人智力上的洞察力,但它无力支配各种现实力量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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