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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

 
 
 

日志

 
 

夏业良的失策  

2006-06-26 07:52: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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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业良的失策

薛兆丰
2002年5月14日

按: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夏业良在2002年1月出版的《经济学茶座》第7期发表了《给“张五常热”降温》一文。随后,《文汇报》和《南方周末》等报刊转载了该文的修订版《对“张五常热”的冷思考》,引起激烈争论。同年4月,张五常到北京大学讲演,又吸引了大批记者前来观战。其间夏业良提问,张五常作答,事后夏业良表示并未改变看法。

出于偶然,终于通读了夏业良批评张五常的文章,才意识到我是不应该沉默的。是的,我几个月前已经瞥过这篇文章,但只是觉得作者不了解张五常,所以没当一回事。今天再细看,才体会到作者的弦外之音。我既是张五常的朋友,又认识夏业良,对夏文提到的内容也有了解,所以应该写下自己的感受。

有人认为,夏业良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出名。这样批评不得要领。诚然,说到名声,没有人是不在乎的。夏业良不例外。看他在网上挂出的个人简历,除了学术文章和经历外,做过什么体面的接待工作,谁称赞过他,他都巨细无遗地罗列。这说明夏业良爱惜自己的名声。这样的人只会衷心直说,不会为了出名而胡诌。胡诌只会博得臭名。

不过,虽说夏业良率直,但他文中没有一句是就事论事的学术批评。他只是把张五常对自己学术成果的总结罗列出来,在它们前面冠以“在笔者看来,张五常的夸张倒算得上是石破天惊了,比如说……”,或“作为产权经济学家,张五常竟然坚持反对界外效益理论……”,便自以为大“攻”告成了。

以我所知,张五常的那些观点,包括对“界外效应”的批驳,对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厘定,对价格管制分析框架的彻底重建,对博弈论和经济学充斥抽象数学的批评,都是他三十多年来苦心磨砺的学术贡献,而绝不是在演讲和散文中的信口开河。

思想可以比说话快很多。这一点在张五常身上格外明显。在交谈时,你一问,他就想到千言万语,结果是支支吾吾,只答你一句最要害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把他的片言只语记在心上,事后反复思量,并一再重读他的论著,这样你就会发现它们其实一脉相承。我的经验是,不少自以为高明的发问,他往往早就写过答案。

张五常在北大演讲时,夏业良提问“为什么现在的MBA学费比几年前贵,但现在想读的人反而更多?”张只是回答“需求增加,价格上升”。夏后来对记者说张五常答非所问。我认为夏业良这次也仍然是衷心直说。但知情者明白,这样的衷心直说代表他尚未掌握需求定律。

关于“三招变两招”。张五常认为经济学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局限条件下求利益最大化”,二是“代价越高、需求量越小”。这一观点最先发表在他1998年出任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词(TheTransaction Costs Paradigm,Steven N. S.Cheung,1998)中。要说明的是,原文的核心是三点,即还有“成本是放弃了的最大代价”一项。事隔两年,他进一步简化,变为两点。

显然,这是张五常穷毕生探索后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高度概括。在准备这篇演词时,张五常曾把稿子寄给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弗里德曼替他作了修改,并评价这篇论文为“经典之作(classic)”。滑稽的是,它到了夏业良那里,便成了张五常“以偏概全、误导学生”的主要把柄。

夏业良自称拜服弗里德曼,在家里挂着他的照片。但认得他老人家的外貌,未必认得他老人家的思想。我想,张五常“三招变两招”的经过,要是出现在一篇标明经弗里德曼润色的“会长就职演词”里,夏业良大抵不敢这么说;可它偏偏出现在张五常的大白话演讲中,就难怪夏博士认不出来了。

再说张五常对经济学家滥用数学的批评。张五常早就选定了这样的研究道路:经济学的出发点应该是解释真实世界,而不是构筑无法与真实世界建立对应关系的数学模型。张五常的抗议,有排山倒海之势。他最近受到国内某些专搞数学的“经济学者”指责,与他撼动了这些人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地位有关。

然而,对滥用数学提出质疑,并非只有张五常一人。几年前我到美国拜访阿尔钦(ArmenAlchian)。他就是张五常左一句“Armen”、右一句“Alchian”的启蒙老师艾智仁。我在他办公室闲聊时,进来另一位面善的老人。阿尔钦笑嘻嘻地介绍说:“这就是德姆塞茨(HaroldDemsetz),这是我跟你说过的兆丰。”

寒暄之后,德姆塞茨教授说明来意:他是送文章来的。我一看大惊:是张五常的《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该文慨叹经济学中数学取代了思想。有人把它逐段译成英文,在张五常母校的师友间流传。阿尔钦把文章放进皮包,说要回家慢读。后来,我又和阿尔钦谈起五花八门的宏观经济模型。他老人家说,那些陈腐的数学模型都不值得编进新的教科书里。他年轻时也曾摆弄过类似的玩意,现在想起来觉得羞愧(shameful)。

“阿尔钦”这个名字,夏业良也认得。夏说自己曾因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阿尔钦”条目是由张五常撰写,而为华人经济学家感到骄傲。但不论是张五常,还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都是反对滥用数学的。我不敢说夏公好龙,但动不动扣人“误导学生”的帽子,未免有点冒失。

再说夏业良对张五常生活逸事的批评。张五常说自己曾经教过容国团乒乓球入门,但两个月后就比不过他,于是自知没有乒乓球的天赋。如此而已。对容国团,张五常感情至深,写过催人落泪的《忆容国团》。而夏业良却在这段故事旁边加上脚注:“此说真伪已无法找容国团核实了。”

夏博士:张五常儿时的玩伴,容国团的家人,许多今天还健在,你大可以去求证!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人把这段脚注告诉张五常,他竟朗声大笑:“死无对证?你告诉他,张五常也说自己教过贝多芬作曲,那也是死无对证的,他怎么不去说呢?哈哈哈……”

张五常又说过一个故事。1988年,在无锡一个破茶寮里,他和弗里德曼遇到了一个青年。这个青年认出了张五常,于是上前打躬作揖;而当张五常介绍身边的弗里德曼时,那青年就站不稳了。夏业良给这个故事注释道:“1988年的大陆青年中对张五常那样了解和倾慕的大概只有他的亲戚。”

其实,1988年的大陆青年,并非全部都是1988年的夏业良。早在1985年,现北大教授周其仁就已经在北京读到“私印”的《卖桔者言》(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周其仁,2001年);1988年初,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卖桔者言》收入“走向未来丛书”出版,首印32,000本,一售而空;1988年9月11日,弗里德曼在入住上海希尔顿酒店后,一位厦门大学的女同学登门求见,她当时已在翻译弗里德曼的著作,自费来上海只为听一场演讲(TwoLucky People,Milton & Rose D. Friedman,1998)。

我认为,任何一个有求知欲的青年,只要读过《卖桔者言》,就难免想恭维张五常几句;任何一个愿意为弗里德曼无偿倾注精力的青年,若忽然遇见弗老,都难免喜不自禁。顶多可以修正的是,若那青年恰好是夏业良,当然就什么都不会发生。

另外,夏业良在这篇文章的修订版中呼吁要为“张五常热”降温,要同学们不要过多关注“下场的主力队员”,而应该把仰慕的眼光转移到“来自中国大陆”的经济学者身上,其中包括杨小凯和钱颖一等人。夏业良不知道,学术不是时尚,从来没有地域和年龄标准可言!

但说到提携后辈,我知道张五常曾经力荐过一位“出自清华、资历一流”的华裔经济学者接替他的教职,可惜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张五常还因此大发牢骚(《中西兼通何难之有?》,张五常,2000年9月28日)。这个人就是夏业良所说的钱颖一。对比之下,夏生劝别人不要“仰慕”张老,就更显酸溜溜了。

我与夏业良有一面之缘。前年,他向我任顾问的报刊投稿,编辑问过我意见;去年,他主动要求把他的文集加入张五常经济散文系列出版,出版社问过我意见;最近,他又去信代理张五常作品的花千树出版公司,要求在香港出版他的文集,编辑又来问我意见。我读过他三篇文章,前两篇是关于“微软垄断”和“价格听证会”的,都不同意他的观点,但这一篇写得最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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