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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

 
 
 

日志

 
 

王治平:争议的争议的争议(3)  

2006-07-17 15:06:22|  分类: 评说兆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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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的争议的争议(3)

王治平

(王治平先生是浙江工业大学经贸学院副教授,他的电子邮箱是wzhiping.com@163.com


 

11、“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总是相抵的吗?

薛著(《国际贸易中的胡说》,p20-21):“‘外贸收支结余表’分成上下两部分,表的上半部分叫‘经常账户’,它的左边记录‘卖给外国人的、且离开国境’的商品或货币,它的右边记录‘向外国人买来的、且进入国境’的商品或货币。表的下半部分叫做‘资本账户’,它的左边记录‘卖给外国人的、但不离开国境’的商品或货币,它的右边记录‘向外国人买来的、但不进入国境’的商品或货币。整张表于是分成了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四部分。

跟外国人做每一笔交易,就要在表上作两处记录。例如,中国人买了一辆美国汽车,阉私酥泄冢敲凑庵智榭鼍陀Ω迷诒淼挠疑戏郊且槐剩挥氪送保捎谖颐前鸦醣腋陡嗣拦耍獗是匀淮嬖谥泄冢跃陀Ω迷诒淼淖笙路郊且槐省S疑戏降囊槐剩笙路降囊槐剩钍峭耆嗟鹊摹!饷呈罩Ы嵊啾怼谋嘀疲褪钦饷醇虻ァ?/P>

莫名其妙的抱怨却由此而起。人们惊呼‘经常账户’(表的上半部分)出现了赤字!确实,‘经常账户’出现了赤字,因为进口(汽车)超出了出口。但值得大惊小怪吗?只要‘经常账户’出现赤字,那么‘资本账户’(表的下半部分)就必定出现盈余,因为‘外国人取得的、但仍留在中国’的资金必然增加了。

无论如何,整张‘外贸收支结余表’必定是左右平衡的。”

顾议:①兆丰的统计知识需要补课。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外贸收支结余表包括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只有国际收支账户包括经常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另加上净误差与遗漏、储备资产变动。正好相反,外贸收支结余表仅仅是经常账户下面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许兆丰同志是笔误,把国际收支结余表写成外贸收支结余表。②兆丰同志对资本账户的解释令人不解。依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规则,资本与金融账户主要反映的是国外对我与我对国外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兆丰的“左边记录卖给外国人、但不离国境的商品或货币”不知指的是什么?商品既已卖出为何不离开国境?是积压于港口?既已卖出就已经是出口创汇,为何不列入经常账户?何谓卖给外国人的货币?这里的货币是什么币种?③兆丰举例:中国买了一辆美国汽车并运回国内,则在右上方记录一笔,同时因为付钱给美国人,而这笔钱仍在中国国内,则在左下方记录一笔,数额完全相等,笔者假设:除此之外无任何进口,资本账户无任何业务发生,则兆丰此处的进口一辆汽车,实际上是:在经常账户进口的借方记录一笔表示商品购进,在储备资产外汇的贷方记录一笔表示外汇减少,这就是会计上的复式记账。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兆丰的钱付给了美国人还仍然留在中国国内是什么意思?难道美国出口商又把这笔钱存在了中国的银行?④兆丰的“经常账户出现赤字、资本账户必出现盈余”更是令人不解。笔者只知道借方与贷方是平衡关系,从没听说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有什么平衡关系。兆丰如何解释中国近些年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的双盈余呢?

王评:两位所说的这张表叫国际收支平衡表,它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错误与遗漏、储备变动。薛兆丰的说法有点不确切,不过他的本意是,我们现在不必像以往那样,拘泥于经常项目(主要是商品和劳务贸易即外贸收支)的平衡,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对外的经济交往只有少量的对外贸易,而现在,由于对外开放的发展,更多地出现的是资本的往来,作为发展中的国家,资本引进总是大于对外投资的。因此,在编制出来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项目的盈余与经常项目的赤字就会相冲抵,这样就不是一项归一项单独平衡,而是两项的总和平衡。这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道理是一样的,当居民的投资小于储蓄时,可以用政府购买大于税收来弥补。尽管外商投资是人家自己的决策,但我们能够吸引他们来华投资也是有利于中国的外汇收支平衡。


 

12、民族主义会不会成为经济开放的阻碍?

 薛著(《民族主义的特洛伊木马》,p22-23):“要树立国际意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美国是全世界种族歧视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度,再没有哪个国家能让这么五颜六色的人成功杂居的了,但美国的种族歧视事件,依然频传不绝,更何况是其他国家?何况是封闭经年的中国呢?今天中国潜在的义和团员还是很多很多的。

人们甚至确信民族大义是超脱于理性范畴,不容讨论的。民族大义本身并不是坏事,但危险就在于,具体什么行为算是伤害了民族主义,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于是,每个人内心埋藏的这种既不容讨论、又含糊不清的情绪,就成了‘民族主义的特洛伊木马’。

也就是说,精明的企业家、政治家、记者、律师……甚至歌星,往往能根据情势,巧妙地唤醒公众内心埋藏的这种情绪,为他们自己的局部利益服务。如果这些人成功了,那么整个社会就要因‘民族产业’之名,承受大得多的代价。”

顾议:①兆丰把民族主义比喻成特洛伊木马,是不是想说民族主义变成了反对国际化的挡箭牌?如果是,则此种比喻是南辕北辙;如果不是,则此种比喻表明兆丰对特洛伊木马的浅知。据1999年《辞海》对特洛伊木马的解释(3530):“古希腊传说,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访问希腊,诱走王后海伦。希腊人因此远征特洛伊,围攻九年不下。第十年,希腊将领奥德修斯献计,把一批精兵埋伏在一匹大木马腹内,放在城外,佯作退兵。特洛伊人以为敌兵已撤,把木马移到城内,夜间伏兵跳出,打开城门,于是希腊兵一涌而入,攻下特洛伊城。现常用来比喻在敌方营垒里埋下伏兵里应外合的行动。”显然,与兆丰的目的相反,如果民族主义真的成了特洛伊木马,那简直是太好了。②兆丰说美国是全世界种族歧视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度,此论尚需进一步考证,至少笔者可以指出: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其种族歧视是相当严重的,现在的美国也难以说表现优秀。笔者记得国务院曾经发布过美国的人权报告,其中材料不能证明兆丰的观点。③兆丰对中国义和团运动一直有偏见,始终是以轻蔑的口气谈义和团,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会满意的,甚至不排除他们要求兆丰“谢罪”。④谈民族大义还有危险?民族大义需要什么明确的定义?民族大义怎么就成了含糊不清的情绪?这是什么因果关系?这里兆丰混淆了民族大义(民族主义)与民族偏见(民族至上)。恰恰是有民族大义的人最不会情绪用事。当然,笔者也深切感到,今日中国,已太缺少民族情绪了!与韩国相比,真是惭愧。⑤企业家、歌星等为自己的局部利益服务是太正常了,难道要他们为抽象的整体利益服务?难道中国的百姓失去了理性,情绪极易调动而出轨?说实话,中国的百姓是相当宽容的,甚至有点过于国际化了(如称外国人为外宾),而不是像兆丰认为的那样充斥民族偏见。也许反国际化的是历代的政府。

王评:我想,薛兆丰所说的“民族主义的特洛伊木马”应该是指,隐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狭隘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它表面上似乎是爱国的、而实际上却是误国的,就像特洛伊木马,特洛伊人以为是战利品,不料却是自己最要命的祸害。“比喻总是跛足的”,有一点像就够了,有人说“毛主席像太阳”,你不能质问“毛主席是圆的吗?”薛兆丰说“美国是全世界种族歧视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度”,几乎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不能做鸵鸟,充耳不闻,况且薛兆丰也指出了它的问题。因讨论义和团问题,就被要求“谢罪”,太过了。实际上,薛兆丰在这里写文章努力阐发正确思想,说到底是为了中国的进步,这正是一种爱国主义的实际行动,而且是一种真正的、而不是假冒伪劣的爱国行动。顾对那些为自己局部利益服务的人宽容是好的,但对那些借“爱国主义”之名、行利己主义之实的假公济私,却不能不加以揭露,因为他们并不诚实。顾的最后一句话“也许反国际化的是历代的政府”,才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13、强制农民继续种地的成本是什么?

薛著(《不必忧虑中国农业》,p25):“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穷,所以中国搞农业的成本低。这是错误的。成本的概念可不是这样。成本是放弃了的价值最高的替代用途。一个种地的农民,如果他改行织布可以挣10元,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是10元;如果他改行做工人可以挣100元,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是100元;如果他改行盖高楼可以挣1000元,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是1000元。我们说中国农业的成本高,意思是中国的农民和农地,如果改作别的用途,本来会得到更高的收入。农民就算一贫如洗,但只要存在更赚钱的机会,那么他坚持种地的成本就可以变得很高。”

顾议:①兆丰此处所说成本实指机会成本,即做某事而舍弃做另一件事,从而失去的收益就是做某事的成本。机会成本更接近于代价一词。在中文里,甚至英文中,成本与机会成本是严格区分的,没有什么人为了简化而把机会成本说成是成本,因为这样做会引发很多麻烦。兆丰有意把机会成本说成是成本是不合适的(见John Black, Oxford Dictionary of Economic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影印出版)。②兆丰对农民种地的机会成本的估算或设想具有相当的乌托邦色彩,一个种地的农民改行做工可以挣100元,假设这里的100元是指每天,兆丰是否考虑过改行本身需要技能与成本,改行也有风险(有技能不一定找到工作,有工作不一定稳定),改行要离家别口。农民并非阿斗,如果真的有那么好的选择,农民还会继续种地吗?城里就那么好淘金吗?其实,农民之所以仍在种地,这肯定是他的最优选择。兆丰真的不必忧虑。据笔者了解,中国农民之所以没有弃农,实际上就是因为并不存在兆丰所设计的高机会成本。笔者是主张非农化,现在的关键是需要政府消除歧视提高农民的机会成本。

王评:说到成本这个概念,非常值得讨论。成本与机会成本,严格地说是有不同的,但二者却是紧密相连的。要知道,经济学中所说的成本不同于在企业制度中的会计的成本,会计记录的是企业实际支付的各种要素的代价,一般它都是小于企业所获收益的完全代价,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考虑机会成本。各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总和才是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机会成本就是成本。薛兆丰的话语中省略了其他要素而只讲农民的劳动,这是可以的,我们不能责备他“种地难道不需要肥料,买肥料的钱不是种地的成本吗?”至于说改行需要的代价(包括技能的学习、风险和离家别口的心理损失等),已经被考虑在从事新行业的收益之前了。顾说“农民之所以仍在种地,这肯定是他的最优选择”的话,就如同萨特说“存在即合理”一样,只能说在现有的各种条件下这种选择是必然的,但未必是最好的。要不然,我们什么都不要改进了。薛兆丰正是在寻找中国农业的出路,他说:“只要让农民可以自由地迁徙转业,让农地可以自由地转为其他用途,就用不着那么忧虑了。”这不正是顾所主张的“非农化”的目标和“需要政府消除歧视”的途径吗?


 

14、有钱怕不怕买不到粮食?

薛著(《不必忧虑中国农业》,p26):“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得精彩:‘让别人有钱可赚的供应,是最可靠的供应。’有钱是不愁买不到粮食的。更何况,外国(例如美国)盛行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农业,以致农业产量过剩。廉价的农产品出口到中国,实际上就是美国纳税人补贴了中国人的饭碗。世界上没有倾销这回事,但若真有,‘被倾销’的国家岂不是发了横财?何乐而不为呢?”

顾议:①世界上只要存在国家,就必然存在国家安全,包括国家政治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等。在国家经济安全中,必然包括国家粮食安全、国家能源安全等。因此,在特别(战时等)情况下,有钱不见得能买到粮食。至少,过去、现在及可预见的将来,有钱也买不到美国的高技术(前不久,美国已勒令以色列停售我国军机。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经济生命线系在别国身上,是非常危险的。兆丰同志太天真了。②兆丰同志无视现实与世贸组织规则,否认倾销,令人费解。而兆丰对倾销的理解是只看其一而不看其二。外国的商品用补贴方式低价销售到我国,一方面我国消费者确实得到实惠,但另一方面,我国的农业则可能被挤垮。如果农地无人耕种,农民技能退化,则到时倾销的农产品就拥有垄断价格,那时,美国人还需要补贴吗?兆丰同志看问题是不是应该长远一些、战略一些,不能仅从纯市场经济出发分析问题。世界上没有绝对百分百的市场经济,都是有国家介入的市场经济。

王评:有人说,有的国家缺粮,并不是世界上没有粮食,而是他们没钱买粮。当你不能卖出什么而有钱的时候,你怎么能指望白白得到别人生产的粮食呢?(除非是天灾人祸时的人道主义援助。)确实,有钱是不愁买不到粮食的,因为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记得张五常说过,即使美国不卖粮食给我们,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呢,中国不至于倒霉到谁都不肯卖粮食给我们的地步吧。至于说国家的粮食安全,完全可以通过储备来解决,战争毕竟不会是常态。而且农业的进入门槛低,一旦农产品价格上升,只要有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有人去务农种庄稼了。我坚信市场经济的力量。把一个国家的经济生命线系在某一个国家身上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以前我们向苏联一边倒就是教训;但把经济生命线系在建立高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上,则一定是保险的。


 

15、搞经济到底需要不需要计划?

薛著(《经济发展岂是任务》,p148-149):“对于整体经济,或者说目标及其复杂的系统,全局计划是不适用的。……社会有别于企业,更有别于个人。把社会比喻为个人、企业或战壕里的队伍,都是不恰当的。社会是由很多人、很多企业、很多组织构成的目标及其复杂的体系。有谁知道‘公众’需要什么吗?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公众需要多少钢铁、棉花、大米。这只能放手让个人和企业自负盈亏地去冒险尝试。”

顾议:①兆丰同志认为只能有企业计划而不能有社会(国家)计划,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有五年计划,日本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宏观计划与微观计划都是必然存在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指导性的,一个是指令性的。不能因为搞市场经济就把计划一棍子打死。计划是中性的。而且越是复杂的系统,越需要计划。从一定意义上讲,各国的财政预算都是计划。经济主体越复杂,矛盾越多,越需要严格计划(预算)。②兆丰同志完全否认预测的存在,认为社会需要多少钢铁、棉花、大米是不可预知的,这是有违事实的,恰好是在这些实物指标上,预测特别是需求预测是相当准确的。预测质量低的主要是价值类指标,如GDP增速、汇率等。往往空间范围越大或越复杂,由于内部之间的互补而导致稳定,预测反而较为准确。如中国粮食供需预测质量往往高于省、市、县的预测质量。

王评:“计划是中性的”,这句话看似公允,其实是没有充分认识计划经济的真正的弊端是什么。计划经济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由于经济的复杂性,制定计划所需要的信息无法被计划当局全部掌握,因而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二是利益的多元性,计划当局无法满足各个利益主体的独特的要求,因而往往只好采取强制的办法统一,所以计划经济的弊端就是它总是要把少数人搞出来的错误的计划强加于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头上,计划经济的本质不是计划,而是命令。中国的五年计划是沿袭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模式,未必就不值得反思,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只是偶然发生的事,并非常态。既然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把计划经济彻底抛弃,决不能让它死灰复燃。中国人民吃计划经济的苦头已经够多的了。至于说到预测,假如你是养一群鸡,你是可以预测出它们要吃多少粮食、住多少间笼子,但可惜人不是鸡,人的偏好是各不相同的,或许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一个人每月给几斤粮食、一年给几尺布就可以打发了,而现在,你不能强迫人们消费什么不消费什么,自主的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因而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和日新月异。只要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这是可以通过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分析得到的结论,也已经为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先例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所证实。


王治平:争议的争议的争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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