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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

 
 
 

日志

 
 

火车票低价造成了举国浪费  

2010-02-08 08:49: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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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票低价造成了举国浪费

  薛兆丰

  2010年2月8日《经济观察报》

  十年前我开始不断撰文解释,要治理春运综合症,即乘客长时间排队、黄牛党猖獗和火车站大混乱等关联现象,有一个办法,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火车票充分提价。十年来,这个建议只在小范围内得到重视和讨论。今天,我的观点没有改变。春运现象是学习价格理论和研究公共政策的优良范本,值得每一位对经济、舆论、政策等领域感兴趣的朋友深思。

  春运综合症的核心,是其内在的经济机制。说来简单,不难理解,只是很容易忘记。任何商品,因为人们的需求没有止境,所以只要价格过低,就会出现短缺。消除短缺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价格提到足够高。

  要强调的是,任何商品均如此。人们常有鸵鸟心态,在讨论价格的时候,会说那些正在触动他们神经的商品非常特殊,不是商品,所以价格规律不起作用。谈水费的时候,他们说水不是商品;谈学费的时候,教育不是商品;谈药费的时候,健康不是商品;谈旅费的时候,回家过年不是商品。然而,抱着这样的心态,只能让人脱离现实,而无法正视问题和寻求对策。毕竟,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很显然,回家过年不仅是商品,而且是可以变得颇为昂贵的商品。媒体渲染说回家不需要理由。可是,要在特定的时候回家,就需要理由了。这就好像说泡澡不需要理由,但要在北京到芝加哥的航班上泡个澡,就需要很多理由一样。事实上,春运综合症已经不间断地发生了十年以上,之所以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正是因为春运期间短暂的需求高峰,无法支撑铁路硬件大幅升级的巨额成本。那么多人要同时回家,而且一年就那么一次,这就变成了奢侈的需求。

  有些学者动用了经济学术语,说回家过年的需求是刚性的,意思是不管价格多高,乘客还是要回家过年,所以提价只会让铁路系统多赚钱,而不能降低乘客回家过年的愿望。这是没有学透。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每个点的弹性都不同,只要价格到位,刚性需求就自然会软化。如果说有些旅客回家过年的需求曲线不是右下倾斜而是垂直的,那么这些旅客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回家,就不会非要等放假才回家,更不会非要坐火车才回家。

  不少人迁怒于铁路部门的垄断特性。我赞成铁路部门通过民营化来提高效率。然而,铁路部门是否民营化,与解决春运综合症的对策没有直接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等到铁路民营化了,才去解决春运困难。另一方面,铁路部门民营化后,春运票价是降是升,并不容易推测。目前政府是迫于压力,承担了春运的义务,才压低了火车票价。民营化后,铁路会不会意识到廉价客运根本不如货运赚钱,从而进一步减少客运容量,大幅提高客运服务档次,以致把客运变成豪华旅游呢?至少在美国,情况就是这样。

  火车票价不够高,其经济之恶,是那些用于排长队、拨电话、托关系、找黄牛、扫黄牛所耗费的努力,数以千万人的精疲力竭的努力,从整个社会上看,是被白白消耗掉的。如果这些人这段时间的努力,是用于通过他们的专业技能来服务他人,然后再把赚到的钱用以竞争火车票,那么这些乘客在争得火车票的同时,其努力也造福了其他人,也转化成了社会的财富。但现在的情况是,火车票以低价销售,人们靠排队来竞争。这必然引发利己不利人的资源耗散,而这种资源耗散只有通过提高票价才能消除。

  穷人怎么办?真关心穷人,就应该行善。不妨像盖茨那样,先通过自己的专长赚钱,然后购买提价后的火车票送给穷人。或者,尊重穷人的意愿,把钱送给穷人,让他们爱买什么买什么。再不然,就努力说服别人捐款,专门用于资助穷人买火车票回家过年。这些办法都符合自愿原则和人道精神,都能避免一年一度举国排队所造成的付之东流的社会浪费。

  春运综合症的根源,在于短期需求激增。是需求激增,抬高了实际票价。这时候,如果铁路系统还是按低价售票,那么已经被需求抬高了的实际票价,与铁路系统确定的纸面定价之间,就出现了显著的差额。这个差额是招引黄牛党的根源。要强调,不是黄牛党抢先买好了车票,就能随心所欲地加码,然后卖给乘客,从而增加乘客负担的。恰恰相反,是乘客之间因为争夺火车票,使得火车票的实际票价大大超过了票面价格,所以才为黄牛党创造了颠扑不破的生存空间。黄牛党的存在,并没有给乘客带来额外的负担;相反,是乘客在春运高峰期本来就乐意支付的较高票价或排队成本,引来了乐意提供有偿服务的人。只是社会误解了这些人的功能,语带讥讽地把他们叫做“黄牛党”罢了。各种各样打击黄牛党的策略,没有正视这个经济因果关系,所以注定是无效的。

  在诸多无效的策略中,包括了今年新出台的实名制。我们知道,实名制运用于航空,是基于安全的考虑。既然实名制不增加运力,那么想靠它来解决买票难问题,消灭黄牛党,恢复火车站秩序,就是牛头不对马嘴。当前试行的实名制,是允许他人代购车票的,但通过代购车票收取报酬,不正是黄牛党所为吗?实名制抑制黄牛党如何可能?讽刺的是,广州铁路决定,人太多时就停止验票。那这跟设计一款天太热就停止制冷的空调有何区别?这些简单的问题,在耗资亿元的实名制措施上马以前,根本没有准备好答案。当然,本来就不可能有答案。

  除了经济规律,我们还能看到,当一个市场本来就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放到社会大讨论和官僚机构那里,会产生多么糟糕的结果。推动这个糟糕结果的,有蹩脚的学界,即那些谈论需求刚性的思想者;有不负责任的舆论,即那些声称同情穷人却忍看他们狼狈不堪甚至陷入危险的观众;有敷衍了事的体制,即那些明知无效而硬让实名制上马的官员;还有以偏盖全的媒体,即那些突出报道某些人幸运地买到原价票的记者和编辑。相反,如果铁路是民营的,那它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就不会容许本来属于它的收入,因为票价过低而流入售票职员和黄牛党的腰包。如果火车站是民营的,那它就无法承担在其营业范围内旅客被挤伤、逼疯、踩死所引发的民事责任。我国对商店的低价促销活动有明确规定,目的是防范混乱和事故,遗憾的是它们似乎不适用于国营铁路的春运促销。

  最后,让我回答三个问题。一,火车票提价多少才算充分?提到春运恢复正常秩序时算充分。二,怎样提价才合理?年前逐日递增,年后逐日递减,从而鼓励时间成本低的人早走晚归。三,提价的后果是什么?部分出价最低但未必是最穷的人不能成行了,因为超过了运力的负荷,就必然会产生悲剧。除此以外,其他旅客照样可以回家,但他们并不通过排队来争得车票,而是凭劳动所得或他人捐助,购买充分提价的火车票回家。

  薛兆丰是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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