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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

 
 
 

日志

 
 

火车票价还不够高  

2011-01-13 17:32: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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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票价还不够高

  薛兆丰
  《21世纪经济报道》

  回家的路不好走

  春运期间,火车票提价20%-30%。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乘客心理上只能接受10%左右的提价。传媒为民请命,发出“别老打乘客的主意”的抗议,认为铁路部门不召开几场“提价听证会”,不了解民情,就把火车票提得那么高,这样做不合理。更令人沮丧的是,火车站附近的黄牛党活动猖獗。结果,乘客不仅要承受高额票价,往往还要和黄牛党周旋,甚至受骗上当。

  回家的路不好走。这就是几乎每年都要大同小异地重播一次的“春运主旋律”。请大家注意,传媒反对提价、抨击黄牛党、为乘客打抱不平,过去一直是讨好广大读者的窍门。不过,恐怕现在另有一些读者,有兴趣看看不讨好的解释吧。

  火车票提价不充分

  首先问:谁是火车票提价的幕后主使?乘客可以拿块镜子出来看看,答案就在镜子里。

  正是客流暴增,才导致了火车票涨价。火车票提价的幅度是多少,取决于客流增加的幅度,而跟乘客的心理承受能力扯不上任何关系。调查乘客对提价的心理承受能力,或者搞“提价听证会”,都是完全多余的,尽管这样的门面工夫,能够让一些老百姓感到安慰。

  事实上,火车票提价的幅度还不够高!理由显而易见——因为黑市仍然猖獗。黑市猖獗,表明车票的定价偏低,所以炒卖车票才有利可图。如果铁路部门参照黑市的价格来提价,那么黑市就会销声匿迹;如果铁路部门的火车票定价过高,高到不合理的程度,那么就不仅没有黑市,还会出现售票处忙于“拉客打折”的现象。

  黄牛党吃了谁的

  只要票价过低,黄牛党就必然应运而生,而且驱之不去。不要责怪黄牛党,他们是应邀而来的。是过低的票价和过高的需求,邀请了他们。他们的确赚了钱,但他们赚的不是乘客的钱,而是铁路部门的钱。由于铁路部门的定价过低,所以黄牛党就分了一杯羹,但乘客付出的“总代价”不变。

  只要客运班次不增加,只要供求关系不改变,那么无论票价高低,乘客所须支付的“总成本”是不变的。现在,只是“总成本的组合”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火车票的面值提价不足,于是,其他形式的成本便增加了。乘客为了得到火车票,除了要向铁路部门支付“未充分提价”的票价外,还要向黄牛党支付额外的“佣金”,并承担“反复周旋、讨价还价、鉴别真伪、受骗上当”的成本。乘客付出的“总成本”,是上述三项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第一项。

  另一方面,铁路部门的收入减少了,国有资产流失了,流到了黄牛党的手里,也流到了为炒票活动提供方便和保护的人手里。可是,铁路部门为什么不充分提价呢?

  不知道。可能是由于不了解市场,也可能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但无论如何,只要提价不充分,就必定会给黄牛党留出牟利的空间,给车站票务人员以及检察人员增加灰色收入。

  不管怎样,过低的票价,请来了黄牛党。黄牛党及其合作者瓜分了本来属于铁路部门的收入,而乘客的“总成本”则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只是“总成本的组合”发生了改变。因此,铁路部门提价不足,并不是为民办实事,而是为黄牛党办实事。提价不足的火车票,就是给黄牛党的请柬。既然铁路部门要送礼,怎能怪黄牛党笑纳?

  乘客喜欢怎样竞争

  对乘客来说,恐怕大多数人更喜欢直截了当的价格竞争,而不喜欢充满艰辛和风险的其他形式的竞争。也就是说,恐怕大家宁愿开源节流,通过自己熟悉门路,多赚一点钱来购买“充分提价”的车票,而不宁愿冒险,为了购买“未充分提价”的车票,提心吊胆地与鬼鬼祟祟的黄牛党打交道。如果是这样,为了方便广大乘客竞争车票,也为了国有资产不至于被黄牛党瓜分,今年铁路部门本来应该参照往年的黑市价格,把票价提得更高。(2001年2月5日


  要我写篇《火车票价还不够低》吗

  薛兆丰

  如果说车票不涨价,是为了表演福利;如果说让几百万民工风餐露宿,目的就是选拔强悍者,卖票就要卖给这种人;如果说节前三礼拜就要不断跟好几个票贩子电话密切联系,说这增添节日气氛;如果说车厢挤得水泄不通,时不时逼疯几个比较脆弱的,还能观看女士敞着门大小便,都是返乡旅途的余兴;如果说与其让几百万人在工厂干活赚钱买高价票,不如让他们站在火车站翘首以待带来的社会效益大;如果说铁路职工也辛苦一年了,得让他们和黄牛党串通挣点压岁钱;如果要这样,我没意见,真没意见。索性搞几趟“免票专列”,让满口仁义道德的兄弟姐妹们玩赏玩赏吧,要我写篇《火车票价还不够低》吗?

  机票是个好对照。它先订最高价,然后淡季打折,没人有意见了。机票是实名制的,实名制的作用不是保证穷人买得起便宜票,而是保证乘客间不能直接转手机票,从而保证所有收入流入航空公司和旅行社(合法的黄牛党)的手上。在今天美国,航空公司是自由竞争的,没有政府垄断问题,也没有价格管制问题,可机票价格秒秒波动,明明看好的网页,一眨眼就变价,航空公司和旅行社能宰多少就宰多少。他们兼并了黄牛党,他们就是黄牛党,黄牛党的功能还在发挥,这功能合法化了,机票价格能涨就涨,圣诞节是不是谁都回得起家?

  我只字不提铁路的国家垄断特性。难以相信薛兆丰不知道铁路是国家垄断,难以相信薛兆丰不赞成开放营运业,也难以相信薛兆丰反对铁路私营化。但这些都跟火车票是否应该涨价毫无关系,毫无关系我为什么要谈?我双脚牢牢站在地上,为什么非要我再拄根拐杖?这篇文章发表时,编辑还善意地建议我在文中加一段“民工们辛苦了”。是辛苦,很辛苦,那又怎样?

  我感兴趣的现象是:在市场没人是傻瓜,没人做错;可一到公共舆论领域,绝大部分人都变得仁义道德起来,变得不可理喻起来。急了谁都会走后门找黄牛,谁的行为都一样,谁都是精明的,谁都不违反经济原则,市场中人是最不蠢的。没哪个想买车票而买不到的人会说:“咱就甭杖着自己多两个臭钱就去找什么黄牛党了,那可不是跟民工兄弟抬杠吗,火车票让咱富人高价买了,穷人咋办,还是把票让给他们吧。”

  可一旦要发表意见,思维逻辑那是乱啊,调子那是高啊。为什么?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市场上的“行”与在人堆里的“言”那么不一致?因为前者自己要负责,后者不需负责;因为前者是照顾自己的利益,后者是照顾自己的形象;前者是“故意的有知”,后者是“故意的无知”,甚至是“故意的放肆”。这是我一向对所谓“民意”很有戒心的原因。

  让我重复,火车票是个优良范本,能从中学到扎实的经济学思维。任何人,只要不带成见地思考,就能领悟。一旦领悟,将永久改变世界观,并丧失一些友谊。不高深,不需学历,不用操心弹性系数是否小于一。 (2005年1月2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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